我是平常老人、粥会倡复人狄君武先生的次子，行年83，寫寫我平常的一生。
1928年夏，我在故鄉江蘇太倉出生。母親服務于教育部的前身“大學院”。我先由姑母和奶媽撫育，兩三歲到了南京父母身邊，五歲入小學。
我此生輾轉住於三都——南京、重慶（陪都）、北京。前20.5年經歷中華民國，後62.5年體驗中華人民共和國。我曾建議一位從事音樂的老同學作《三都賦》曲，將秦淮河、玄武湖的槳聲、西安事變时南京的营营不安和鞭炮聲、川江號子、抗日救亡曲、空襲警報、歡呼抗戰勝利以及高唱東方紅、婦女翻身歌、咱們工人有力量、拿起筆做刀槍……等時代歌聲譜為三個樂章垂傳永久，不知他動筆寫這“大雜燴”沒有。
在南京，我從幼稚園上到小學五年級。逸仙橋小學的校歌由趙元任作詞，非常朗朗上口：“中山路，逸仙橋，平坦坦的大道。朋友多，先生好，鬧哄哄的學校。遠望山陵疊疊高，想起總理遺教；近聽飛機轟隆轟隆響，想起國防重要。快快努力，研究探討，預備去做革命戰士，把國家永保！”
下午輪流做好教室衛生後，全班站立唱“放學歌”：一天容易，夕陽又西下。鳴聲報放學，歡天喜地各回家。X老師，再見啦！（向級任老師一鞠躬）同學們，再見啦！（與同位子同學相對鞠躬，順便做個鬼臉，做個親昵的小動作）。
我最喜歡逸小西邊的小花園，那裏蜜蜂嗡嗡、蝴蝶翩翩，我用紙筒裝兩三隻蜂，紙上紮孔透點空氣，聽蜂們營營飛動。蝶翅被我手指汗濕，等我再放回花上，已然飛不動了。學校小圖書館亦我最愛，三天兩頭去那個親切的小窗口換書。由於筆頭還可以，我被任為壁報股長。童子軍的露營、營火晚會、緊急追蹤、學打繩結等既有趣，又有益，至今我仍會用簡單的雙套結吊住瓶口，還能哼唱“燒野火、燒野火、，野火放光明……”等歌子。
流亡到重慶，轉學去貴陽
日寇攻佔南京之前，母親、外婆率哥哥和我乘輪去重慶。我在船上看黃炎培寫的《蜀道》，對四川有了一知半解。過宜昌後，兩岸的綠峰、猿影、三峽的壯麗多變和拉縴人的俯身喊號都使我耳目震驚。江中不時見到被炸沉的船隻，成群的難民站在岸邊發愁，我恨透了日本鬼子！
重慶大後方的同胞們慷慨地接納了一批又一批“下江人”。石頭上不厚的一層泥土真了不起，不倦地長出綠油油的莊稼，一年出好幾茬；竹籬笆兩邊糊黃泥、刷白灰，加個草頂，就是我們國立中學的校舍，冬寒也搪得過去。柑橘園任人白吃，只要留下橘籽。一個大銅板能買好幾根甘蔗……天府之國真是得天獨厚啊。我先後就讀於川東師範附小、國立二中（合川）、國立十四中（青木關、貴陽）。1944.12.2日寇侵入獨山，貴陽告急，我回重慶轉入私立南開中學，1946年夏高中畢業。
這期間印象至深的幾件事：
一、1940.8.19我家租住的樓房被日機投燃燒彈毀掉一間半。其後，四口人擠在約20平米的一間居室內（好在我兄弟只在寒暑假、星期日回家住）。被毀的房子只用蓆箔遮擋，一直到日降，也沒有再砌磚牆，屋頂漏雨，父親打着伞陪我吃“平價米”飯，米中有砂子、鼠糞，國民黨高官中，確有清廉自守者也。1938～43的5年半中，日機輪番轟炸重慶。所謂的“疲勞轟炸”，是0式機5架一組日復一日地連續侵擾，企圖破壞我們的生產和生活，摧毀堅持抗戰的信念。但山城遍鑿石洞，政府機關、學校等疏散到四鄉，大家咬牙克難，在潮濕昏暗的防空洞裏一次次等待著警報的解除，然後懷著敵愾同仇，更努力地工作學習。
二、在國立中學的五年求學生涯是充實、生氣勃勃而又艱苦的。我有幸受教于許多好老師，如十四中初中部主任朱炳乾老師1943年6月給我題詞： “一個人的優點和缺點，有時候很難判斷。比方說，‘慈悲’是一種美德；但是對人類的劊子手慈悲，倒成了一種罪惡。‘殘忍’是一種惡行，然而對社會的罪人殘忍，卻不是一種錯誤。一個學識豐富的聰明孩子，終日孜孜于個人名利的獲得，這個聰明，這種學識，究竟有多大價值？相反地，一個粗魯拙笨的人，他能犧牲小我，為人類真理正義而鬥爭。他的粗魯，他的拙笨，又何礙於他人格的偉大！從這裏，我們知道‘是’‘非’‘優’‘劣’的判斷，須待諸來日。希望將來看到你——成一個社會上有用的優秀人才！　炳乾”。這段不短的贈言多麼一針見血，語重心長！（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