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建綠島人權紀念碑的由來，還是得追溯到「柏楊回憶錄」的問世，在一次應邀參加「談柏楊回憶錄」的讀書座談會中，柏楊隨口提起公視要拍柏楊傳，要重返綠島，希望藉此做點紀念性的事，如：建綠島垂淚碑或類似以色列的哭牆。我一聽“哭牆”，像觸了電立刻排斥，太強烈了，倒是對“垂淚碑”情有獨鍾，引發無限遐思，不假思索立刻接口：“好！就由人權教育基金會來籌建！

”當時柏楊回憶錄正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連載，但全書尚未上市，身兼遠流出版社發行人與人權教育基金會董事雙重身份的王榮文先生，立刻呼應，先出版綠島垂淚碑紀念版的「柏楊回憶錄」精裝本來籌募建碑基金。

　　接著，由基金會原來的七位董事：柏楊、王榮文、楊啟航、許素朱、張鴻仁、黃日燦和周碧瑟，再加上盧世祥、吳祥輝、周俊吉、卜大中、曾志朗共十二人組成建碑委員會。吳祥輝先生提出招募綠島垂淚碑建碑發起人的企畫案，每位建碑委員招募十位發起人，再由每位發起人招募十位贊助人。我向柏楊說：「等碑建好，我先垂淚，因為朋友都被我嚇跑了。」建碑委員面有難色，覺得很難做到。結果卻出人意表，建碑委員不只個個達成目標，還超出預算之人數。

1996年11月17日在台北市濟南路台大校友會館4樓，召開「綠島垂淚碑建碑發起人成立大會」。到了年底，已超過400人加入發起建碑。1997年6月6日盧世祥、張鴻仁與周碧瑟，再訪觀光局副局長的蘇成田先生，請教下一步該怎麼辦，他建議我們拜訪台東縣長。7月29日，柏楊等四人前往台東縣政府，拜訪陳建年縣長，說明建碑理念，縣長原則上支持。

1998年2月8日，李登輝總統請柏楊夫婦到官邸茶敘，柏楊向總統提出建碑計畫，承蒙支持。但関鍵還在最高行政機關的態度，經蘇進強先生的安排下，柏楊、蘇進強、盧世祥、洪清慶、周碧瑟五人，於4月13日下午約在老爺酒店，與行政院陸炳文組長見面，洽談垂淚碑的建碑理念並尋求可能的協助。

於是，透過陸炳文組長的安排，5月5日，柏楊、盧世祥、蘇進強與周碧瑟四人，赴行政院拜訪蕭萬長院長，報告建碑計畫，希望能在世界人權年（1998年──世界人權宣言宣佈的50週年）的世界人權日（12月10日），舉行綠島人權紀念碑的動土典禮。蕭院長支持建碑，但主張將原“垂淚碑”易名為“人權紀念碑”，並由公家主辦，可解決往後維護問題，還答應赴台東見到縣長時提出此案。隨後，在報上讀到蕭院長親赴綠島，並參觀綠洲山莊的牢房。

　　同年6月19日的董事暨建碑委員會聯席會議中，採用柏楊所擬的碑文如下：『在那個時代，有多少母親，為她們囚禁在這個島上的孩子，長夜哭泣。』同時，在此次會議中，增聘蘇進強與洪清慶兩位建碑委員。1999年11月30日，柏楊、盧世祥、蘇進強與周碧瑟赴交通部訪林豐正部長，觀光局張學勞局長與東管處林芳明處長亦在場，談人權紀念碑完工後的維護與管理，部長建議請示行政院蕭萬長院長。

這年12月7日，柏楊、蘇進強、盧世祥與周碧瑟逕赴行政院拜訪蕭院長，答應給予三名駐衛警，以便巡邏與維護、管理。陸炳文組長亦在場，與盧世祥談印製人權紀念碑的紀念卡片。至此，總算籌備工作告一段落。蕭院長十分驚訝，居然能在一年內完工（實際施工是半年）。蕭院長說，這是相關人士都贊同且支持柏楊的建碑理念，才能完成這麼高效率的事情。　

預定隔3天的10日人權紀念碑落成典禮，李總統登輝先生本來答應親臨主持揭幕並致詞。後因天候不佳，總統去不了綠島，其演講稿之處理，從傳真到電視同步演出，總算結果看是總統親赴綠島宣讀。

　　落成典禮前夕的音樂會，仍然在雨中垂淚舉行。落成典禮當天，陽光普照。而落成典禮隔天，卻是大風大雨，綠島機場數度關閉。冥冥中，似有天意。從去年淒風苦雨的動土典禮，到今年風和日麗的開工典禮與陽光普照的落成典禮，象徵著白色恐怖時代的結束，更象徵著告別悲情、苦雨，以及人權教育的播種、發源。